双向规制下的对合犯逻辑：骗取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理辨析

在金融信贷业务的司法实践中，借款人利用虚假材料获取贷款与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放贷往往发生，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虚假材料”的交易结构，在刑法理论上被界定为对合犯（或称对向犯）。长期以来，司法界对于此类行为是否必然构成共同犯罪，或者是否应当分别定罪，存在诸多争议。本文旨在深入剖析骗取贷款罪与违法发放贷款罪作为对合犯的法理基础，论证二者在构成要件独立性、法益保护侧重以及主观故意形态上的本质区别。核心观点在于：这两类犯罪并非简单的共犯关系，而是基于不同主体、不同主观心态、侵害不同法益而形成的双向规制体系。在单向欺骗与过失失职的情形下，两罪应当并行适用，独立评价；唯有在存在双向共谋的特定情形下，才需引入共同犯罪理论或想象竞合规则进行特殊处理。这种区分不仅关乎定罪准确性，更直接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司法公正的实现。

必须从构成要件的独立性角度，厘清两罪在行为主体与主观故意上的根本差异，这是认定对合犯并行适用的理论基石。骗取贷款罪的行为主体严格限定为借款人及其共犯，其核心特征在于“欺骗”。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骗取贷款的故意，即明知贷款申请材料虚假，仍意图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获取信贷资金。这种故意是积极的、主动的，体现为对金融机构信贷决策机制的恶意干扰。相比之下，违法发放贷款罪的行为主体则是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其核心特征在于“违规”。这类人员的主观心态复杂，既可能是明知材料虚假而故意违规，也可能是因严重不负责任、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而导致的过失或间接故意。在典型的对合犯结构中，如某头部商业银行的案例所示，借款人王经理等人组织员工虚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购销合同，旨在骗取巨额贷款，其主观恶性明确指向非法占有或违规使用资金；而银行内部的李经理及业务部门高经理，虽未与借款人共谋，但因未履行实地调查义务，未核实材料真实性，导致审批通过，其主观上表现为对风险结果的放任或疏忽。借款人追求的是“骗得”，银行工作人员失职的是“放得”，二者在行为逻辑上呈现明显的对立性而非协同性。若将二者简单混同，不仅混淆了犯罪构成的界限，更忽略了刑法对不同类型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差异化评价。

进一步而言，两罪所侵害的法益侧重不同，这是二者能够并行成立、互不排斥的法理依据。骗取贷款罪直接侵害的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安全及具体的财产性利益。借款人的欺骗行为直接导致银行基于错误认识发放贷款，使得资金脱离正常监管轨道，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这种侵害是直接的、具体的，指向的是银行作为债权人的财产权益。而违法发放贷款罪侵害的则是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及国家金融监管秩序。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放贷，破坏的是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体系和管理流程，这种破坏具有扩散性，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上述案例中，借款人虚假申报直接破坏了信贷资金的安全底线，而银行工作人员的失职则损害了银行审慎经营的合规底线。虽然二者指向同一笔贷款，但分别作用于金融交易的不同层面：前者是交易发起端的恶意欺诈，后者是交易审核端的监管失守。从法益保护的角度看，刑法对二者分别定罪，正是为了全面覆盖金融交易链条中的风险点，实现对“欺骗方”与“失职方”的双向规制。若仅追究一方责任，将导致法律评价的片面性，无法充分反映金融犯罪的复杂性与危害性。

在实务操作中，区分单向欺骗与双向共谋是定罪量刑的关键难点。当银行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提供虚假材料，仍为其发放贷款时，情形便变得复杂。若工作人员是出于私利，与借款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则二者构成共同犯罪。此时，银行工作人员不仅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还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的共犯。根据想象竞合原则，应择一重罪处罚。在某沿海地区的案件中，银行行长李某为筹措“活动经费”，在明知借款人材料虚假的情况下，利用职权违规操作，甚至与借款人存在某种形式的利益输送。此时，李某的行为已超越单纯的失职，演变为积极的共谋。法院在审理时需严格审查双方是否存在意思联络及利益交换。若证据显示双方仅有单方面的欺骗与单方面的失职，缺乏双向的共谋意愿，则应坚持两罪独立成立。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银行工作人员因审查义务层级不同而导致的责任差异，辩护中应着重区分“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边界。若内部规定仅要求形式审查，则工作人员的责任应限于程序合规性，而非对材料真实性的绝对保证。这种责任限缩不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避免了将金融机构应承担的管理风险不当转嫁给具体个人。

双向规制下的对合犯逻辑：骗取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理辨析 图1

在损失认定与因果关系切割上，司法实践也呈现出精细化趋势。骗取贷款罪的成立以“造成重大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为要件，而损失的计算需排除银行自身管理过失导致的扩大损失。若银行在贷款发放后未及时行使追偿权，或存在未积极起诉担保人的情形，这部分损失不应完全归责于借款人。同样，对于违法发放贷款罪，若银行后续追偿程序存在重大瑕疵，也可主张损失部分归责于银行自身。这种因果关系的切割，体现了刑法谦抑性原则，防止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在某重大金融诈骗案中，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法院在最终判决时，仔细甄别了借款人实际控制的资金范围与银行未积极追偿部分，对责任进行了合理限缩。这种裁判逻辑不仅确保了刑罚的公正性，也为金融机构完善内部风控体系提供了司法警示。

双向规制下的对合犯逻辑：骗取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理辨析 图2

骗取贷款罪与违法发放贷款罪作为对合犯，其并行适用体现了刑法对金融交易双向风险的精准规制。通过区分行为主体的不同、主观故意的差异以及法益侵害的侧重，司法实践构建了独立且互补的责任体系。在单向欺骗与过失失职的典型情形下，两罪独立成立，分别评价；在双向共谋的特殊情形下，则通过共同犯罪理论或想象竞合规则进行处理。这种严谨的法理逻辑，不仅有助于准确定罪量刑，更对金融机构的合规经营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随着金融业态的创新与发展，对合犯的理论适用将面临更多挑战，但坚持构成要件独立性、法益保护侧重及主观心态差异的分析框架，将是应对复杂金融犯罪案件的核心方法论。唯有如此，才能在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本文所有信息均为虚构，不涉及真实个人或机构。）